米歇尔·福柯 2006-5-1 10:48:00

　　“我们知道两种宽泛的书写：一是叙述词的意义，另一种是分析和重构词的声音。在这两种书写之间存在着一条严格的分界线，无论你承认在某些人那里，在一个真正的‘天才举动’以后，第二种书写从第一种书写那里获取了记录，还是承认这两种书写是如此的截然不同，它们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，第一种书写出现在有绘画天才的人们中间，第二种书写出现在有歌唱天才的人们中间。用图画来表象词的意义，也就是最初精确地描绘将被指明的物。说实话，这几乎不是书写，至多只是一种绘画复制，借助于这种复制，人们几乎只能记录最具体的故事。依据沃伯顿，墨西哥人几乎只知道这一方法。当人们设法不再去表象物本身，而是去表象物的构成要素，或者去表象把物衬托出来的习惯状况，或者去表象与该物相似的其他某个物时，真正的书写就开始了。这三种方式产生了三个技巧：埃及人的奇文书写，这是最粗糙的一种技巧，它使用了‘主体的主要环境，以代替整体’（用箭来表示战斗，梯子表示围城）；接下来是‘热带地区的’难以理解的字符，这是一种稍有完善的技巧，并使用了某个引人注目的状况（由于上帝是全能的，能知晓一切东西和监视所有的人：所以，上帝就被眼睛所表象）；最后是象征性的书写，它使用了或多或少隐秘的相似性（鳄鱼的头象征着冉冉升起的太阳，它那双圆圆的眼睛恰与水平面看齐）。我们能在这里发现修辞学的三个重要的辞格：提喻法、换喻法、词的误用。正是遵照这些辞格所规定的骨架，那些作为象征性书写的复制品的语言才能发展。那些语言逐步具有诗歌的力量；它们的原始命名成了久远的隐喻的出发点：这些隐喻逐渐变得复杂，并且不久是如此远离它们的发源地，以至于难以重新发现它们。这就是种种迷信是如何产生的，人们凭这些迷信认为太阳是鳄鱼，或者上帝是监视这个世界的大眼镜；这也是秘传知识如何在那些人（牧师）中间产生的，那些人一代接一代地把隐喻传递给他们的后代；这也是（在最最古老的文学中频频亮相的）话语的讽喻如何产生出来，以及以下的幻想是如何产生出来的：知识在于认识相似性。”

 

　　（《词与物》，米歇尔·福柯著，莫伟民译，上海三联书店，2001）